原标题：浙江为7名省管干部澄清，传递什么信号

浙江为7名省管干部澄清，传递什么信号

“感谢大家专程来为我澄清不实举报，会议时间虽短，却让我感到充满一生的温暖。”浙江温州某地党委主要领导在澄清会上说，其难掩感激之情，同时表态继续干好事业。

据浙江新闻6月8日报道，浙江省纪委监委日前为7名省管干部集中开展澄清正名，上文所述温州某地党委主要领导正是7人之一。

报道提到，在本次省本级澄清正名的名单中，除了7件涉及省管干部外，还有8件涉及企业、高校的干部。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二十大以来，浙江首次对涉及省管干部和省直单位干部（组织）失实检举控告开展的集中澄清。

这7名省管干部怎么了，为何官方集中开了澄清会？传递了什么信号？

贯彻中央政策精神

浙江官方未公布本次集中澄清的人员名单。新闻中除提到温州某地党委主要领导，还有浙江某设区市政法机关“一把手”，舟山一名县区“一把手”等人。

浙江省纪委监委宣传部门回应中国新闻周刊说，具体的人和事涉及个人隐私，所以未公开披露相关详情。

据了解，此次浙江集中澄清方式较以往有所变化，以往是书面为主，现在是在考虑澄清对象本人意愿和产生的影响等因素基础上，首次综合运用当面、会议、通报等各种方式进行澄清。

浙江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此次我们采取了当面与书面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澄清，就是为了更好地激励党员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该负责人还提到，对于参与澄清会的其他同志来说，本身也是一次警示教育，提醒警示党员干部习惯在阳光下开展工作。

浙江省纪委监委还把2023年确定为澄清正名和查处诬告提升年，并于4月中旬开始开展为期一月的集中澄清月活动。省纪委监委率先示范，对7名省管干部集中澄清。

2022年以来，浙江已为受到失实检举控告的1562名党员干部和72个党组织澄清正名，同时加大打击诬告陷害力度，共查处诬告79起106人。

浙江集中开澄清会，反腐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新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是贯彻中央政策精神的体现，持续释放“为担当者担当”的强烈信号。改革干事业必须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干部在工作过程中，难免因为触碰利益而得罪人，还可能受到诬告陷害。

他认为，澄清正名是容错纠错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重要制度保障。浙江也是沿海发达省份，尤其需要为改革者、为干事业的闯将担当。

多地曾发布诬告陷害典型案例

失实检举控告分错告和诬告陷害等不同情形。一位曾从事过纪检工作的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比如违纪说成违法，这属于错告，相比之下，诬告陷害危害更大。

需要指出的是，“诬告陷害”与“错告”有显著区别。“错告”是举报人因了解情况不全面或对问题认识有偏差而造成举报失实，这在主观认识上与“诬告陷害”具有明显不同。

官方资料提到，诬告陷害是采取捏造事实、伪造材料等方式反映问题，意图使他人受到不良政治影响、名誉损失或责任追究，具有“捕风捉影”“臆断编造”“危言耸听”等特点。

梳理发现，多地曾发布诬告陷害典型案例。其中一大特点是，诬告陷害多发生在换届或任前公示期间，危害是扰乱正常的干部选拔任用秩序。今年5月中旬，甘肃通报了1起类似案例。

案例中，天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原党组书记徐忠民，因未能如愿当上市直部门领导，而对市委干部选拔任用决定不满，于是捏造拟提拔任用人选存在失职渎职、受贿等问题。

徐忠民还指使他人以匿名信方式，多次向省、市纪委监委举报，目的是干扰当地干部选拔任用。最终他害人害己，因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之后移送司法。

有分析人士称，在公务员晋升方面，竞争其实是客观存在的，比如某单位提拔处长，副处长有5个，且都符合条件，那么为了竞争获胜，也有可能出现诬告陷害等行为。

前述分析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确实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捏造线索，诬陷党员干部，尤其是在换届前夕，故意制造黑料，肆意中伤对手，打击报复他人，或“把水搅浑”。

上述人士还提到了一个“把水搅浑”的案例，南方某省曾调查省内某位市长，该市长命他人举报其他地市的市长，意图耗费纪检部门的人力、物力和注意力，企图以此蒙混过关。

失实检举控告原因多种多样，以近两年湖北、四川、安徽、黑龙江、甘肃等省份通报的30多起案例看，多是党员干部履职，执法过程中，触碰或未满足某些人的利益而被诬告陷害。

比如，黑龙江省居民王某因与他人就退耕还湿补偿款发生纠纷并诉至法院。绥滨县林草局暂时未发放其退耕还湿补偿款。

王某对绥滨县林草局产生不满，于是举报主管该局副县长挪用退耕还湿补偿款、滥用职权、干涉司法等。纪委调查后，发现王某反映问题不实，属于诬告，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彭新林说，诬告陷害的危害，不仅体现在扰乱干部提拔任用秩序，更是浪费纪检监察资源，严重损害政治生态。诬告陷害还影响干部声誉和情绪，使其在工作中畏首畏尾，不敢担当。

他还提到，被诬告陷害的党员干部，在澄清正名之前难免有思想压力，极大损害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华东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魏昌东认为，诬告陷害最大的危害是影响一个单位、地区的政治生态，进而又影响更多的党员干部。

诬告陷害在厅局级干部中也不鲜见。代表性案例之一是北方工业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沈志莉。沈志莉2020年11月被查，后来被“双开”，一审获刑10年。

通报提到，2006年至2020年间，沈志莉多次在工作中与他人发生矛盾，为发泄不满，她先后20余次向中央纪委等，匿名诬告8名局级领导干部，对学校政治生态造成严重破坏。

再比如，河南省司法厅原副厅长黄真伟，为竞争某省辖市常务副市长一职，安排他人匿名诬告另一候选人，严重影响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后来黄真伟被“双开”，获刑11年。

专家：建议澄清常态化、制度化

“纪委不仅是‘摘帽子’的，也是为干事的党员干部撑腰的。”魏昌东建议，澄清应该常态化、制度化。

事实上，为干部澄清正名有制度依据，《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关于做好失实检举控告澄清工作的意见》等，均对澄清工作有所规定或安排。

今年高层领导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到了“三个区分开来”，即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中央纪委主要领导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中提到，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及时开展澄清正名工作，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

另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此前曾印发《关于做好失实检举控告澄清工作的意见》，不少省份也都出台了澄清不实举报、为被错告诬告党员干部澄清正名、处置诬告陷害行为的相关规范。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目前云南西双版纳、文山，浙江杭州、宁波，江苏建湖、太仓，重庆荣昌，湖北武汉，江西柴桑，天津武清等地，在制度层面也有进一步探索。

比如，多地制定《关于失实检举控告澄清工作的暂行办法》，细化和明确失实检举控告澄清工作的适用范围、工作原则、工作程序和澄清方式等。

其中，浙江首次“全链条联动、多方式结合”开展集中澄清工作。集中澄清月期间，浙江全省市、县共形成制度规范13个。近期，浙江还将出台《浙江省失实检举控告澄清工作实施办法》。

魏昌东说，纪检监察部门要查处与澄清功能并重，为清正廉洁、勇于担当的干部澄清和正名，这也是一项重要职责和使命。澄清正名制度化常态化，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党风政风。

彭新林认为，除了为受到诬陷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还要给诬告陷害者当头一棒，使诬告陷害者知道代价的昂贵，对于诬告陷害造成严重后果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有分析人士提到，如果纪委监委澄清正名过的干部，之后又查出了问题该如何？

浙江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提到，澄清正名只对检举控告失实的具体问题进行澄清，不对澄清对象作全面评价。他还表示，既要为受到失实检举控告影响的党员干部澄清问题，又要防止无原则偏袒党员干部，严禁以澄清为名搞纪律“松绑”。

魏昌东认为，行使澄清正名的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工作严谨、细致、到位。他认为，如果出现上述情况，也不是绝对的坏事。反而说明，澄清正名必须严格依法依规处理，绝不允许对事实、证据、法律不负责任。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浙江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