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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文化的历史叙说

时间:2013-6-20 16:35:06 点击:

  核心提示:——赵逵夫《主流与分流——牛女传说与七夕风俗传播与分化研究》序陶立璠近些年来,长期被忽视的节日文化成为政府和全民关注的热点,也成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传统的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被国家确定为法定节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国务院公布的三批遗产代表作名录中,节日文化占有重要位置;作为国家重点科研项...

 ——赵逵夫《主流与分流——牛女传说与七夕风俗传播与分化研究》

陶立璠

近些年来,长期被忽视的节日文化成为政府和全民关注的热点,也成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传统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被国家确定为法定节日;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国务院公布的三批遗产代表作名录中,节日文化占有重要位置;作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包括各民族节日文化在内的《中国节日志》编纂工作,正如加紧进行。本是民众生活一部分的节日文化,受到如此关注,标志着新时期民众民俗意识的觉醒与回归,也标志着民众强烈的文化需求。

节日文化是时空文化的连续体,贯穿古今。从历时的和共时的角度展现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创造。这种文化创造往往积淀在节日文化中,伴随相应的风俗,融入人们的生活,供人们利用和享受。遗憾的是今天人们对节日文化的历史渊源和深厚文化内涵的认识,已经变得越来越淡漠。如今的节日文化和传统相比,大多已经失去了它的信仰内核及传统形式和内容。许多年轻人不知道中国如此众多的节日的来历和过节的仪式程序。所以当节日来临时,变得十分茫然。

节日文化的灵魂是信仰,是伴随着信仰习俗形成的一系列仪式。失去信仰和其相伴的仪式,节日文化会变得苍白无力或名存实亡。从这种意义上讲,传统节日又是一种典型的仪式文化,没有仪式就没有节日。现在的传统节日还有仪式吗,应该说大部分仪式已经消失了。许多节日徒有虚名。就连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元节、中秋节等重大节日,也是随着信仰内容和仪式的消退,已不能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寄托和满足,其文化内涵已变得十分肤浅。所以民俗学应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结合现实生活,挖掘节日文化的历史源流和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要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新诉求。

赵逵夫先生的新著《主流与分流——牛女传说与七夕风俗传播与分化研究》是一部论述民间牛女传说与七夕风俗流变的皇皇巨著。作者通过牛郎织女传说和七夕风俗传播与分化研究,从历时的和共时的角度,对传承千百年的七夕文化,既做文献的梳理、又结合考古发现和现实传承的传说与风俗做综合研究,既廓清这一文化的历史演变和传播规律,又通过传说与风俗的变异考察其产生流变的历史背景,从而揭示民间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顽强的生命力。

《牛郎织女传说》是中国著名的四大传说之一,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与其他三则传说《梁祝传说》、《孟姜女传说》、《白蛇传说》不同的是,牛女传说和民间的七夕风俗相结合,形成七夕文化,融入民众的生活之中。传说与节日风俗结合,经历时代的风雨,不断传承和演变。适时地反映中国农耕社会的发展变化和精神风貌。这种文化让人们生活在现实中,又充满了期望和追求。这说明牛女传说和七夕风俗至今还是一种活态文化,它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传承。在对活态的民俗文化研究中,一定会发现它的历史的踪迹。

中国是一个文献大国,文字产生较早,文献关于牛女传说和七夕风俗的记载可能支离破碎,但为我们寻求牛女传说的孕育、形成和发展多少留下了时人的理解和记叙。因此文献记录与历史和现实的民间传说相互印证,历来是中国民间文艺学研究的一大特色。从这种意义上讲,《主流与分流》体现出作者的驾驭文献资料的功力。牛女传说与七夕风俗,既是历史的积淀,又是现实的传承,它的源流是延续不断的。对这一文化现象的研究,必须追本朔源。作者用两编的篇幅,追朔牛女传说的孕育、形成、发展和变异以及引起变异的时代背景和原因。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囊括了古代文献,古代诗、词、曲、赋、小说、戏曲、曲艺资料。作者的这种研究视野我们是理解的。因为中国古代文明是用文字记载的,而文字的使用权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在精英阶层。不识字的平民创造和丰富了文化宝库,却无缘用文字进行书写。而精英阶层则不仅是这一文化的参与者、受益者,而且还是这一文化的记录者。就如《诗经》的采录和编定一样,民间文化借助文人之手,写定为文本,留下历史的踪迹。虽然牛女传说和七夕文化今天仍在传承,但他的古老的脚印在文献中。用文献通考方法,梳理传承既久的牛女传说及七夕文化,从学理上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主流与分流》对文献的梳理是十分细致的。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作家文学或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民间风俗的感受,作家、诗人是最敏感的群体。一则因为他们就生活在民俗文化之中,节日文化无时不在陶冶他们的性情;二则文化素养使他们对民间文化的理解往往处于先觉和自觉状态之中。因此他们才毫不犹豫地选取节日文化作为创作题材,产生了大量的关于节日文化的诗词曲文,通过诗词曲文解读民俗,抒发感情。这也是《主流与分流》作者以文人文献实证牛女传说和七夕风俗流变的主要目的和方法。

《主流与分流》似乎特别关注牛女传说与七夕文化的变异性特点。如将陶潜《后搜神记》载录的《白水素女》,敦煌遗书中的《田昆仑》,《玄中记》中的《姑获鸟》等故事与《牛女传说》作比较,求其变异和原因。其实这些故事在故事类型研究中同属“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国是一个传说大国,传说的蕴藏甚至超过民间故事。牛女传说源于古人对天象的观察。银河(天河)、牛郎星、织女星,是牛女传说得以产生的附着物。正是这些附着物打开了人们想象的空间,编制出完美动人的故事。在民间口头文学中,传说和故事是一对孪生姊妹,他们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美籍华人学者,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家丁乃通先生在编纂《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时,严格区分了神话、传说与故事的界限,将神话、传说排除在民间故事类型之外。尽管如此,像牛郎织女传说因为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吸收了许多民间故事的元素,还是出现在丁乃通先生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之中。如400型“丈夫寻妻”,400D型“其他动物变的妻子”中就含有牛女传说的情节。细究起来,牛女传说还和503E“狗耕田”型故事发生纠结。“狗耕田”型又称“两兄弟”型故事,情节的变异是显而易见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在情节上交叉传播的情景。“天鹅处女型”和“狗耕田”型部分情节出现在牛女传说中,说明民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是随着地域、民族的不同,可以变换主角和情节,以满足人们道德的或审美的要求。遗憾的是《主流与分流》对民间传说变异性的阐述,只追求历史的和人文的原因,却没有从传说变异之内核,即故事情节变异与地域环境,生活方式差异,故事情节的相互吸纳等因素做深入地探讨。当然文人的染指,给牛女传说以沉重的负担,有时还改变了传说的原质。本来民间故事具有娱乐功能,教育功能,经文人解读往往远离主体,变成道德伦理的宣教。相比之下,传说、故事类型的研究,更能揭示传承变异的本质。

《主流与分流》扩展了民间传说和节日文化传播研究的视野。历史的传播研究主要通过文献的辑录做民俗事象纵向的梳理;地域的、民族的传播研究通过现实的传承研究做横向的比较。在这种纵向的和横向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对中国少数民族和周边“汉字文化圈”国家牛女传说和七夕文化的关注,这使我们看到民俗文化的传播是不受国界限制的。而且这种传播在和平的环境中,通过“采借”的方式完成。也就是说,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的条件下,才可以实现这种传播。战争、灾荒迫使人群迁徙,带动文化传播,也是传播方式之一。不过这种传播往往是被动的。而“采借”方式将是一种主动地有选择的接受异文化,并加以改造,然后植入本土文化之中得以传播。书中列举的中国各少数民族,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诸国的牛女传说和七夕风俗,正是这种传播的结果。这为节日文化的研究开拓了广阔的视野。民间文化的传播和接受,最能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体现农耕民族对某一文化事象的趋同性。但是在表现方式上却有着自己的个性。如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水族,在接受和传承牛女传说时,不是采用散文体的讲述,而是用水族特有的韵散兼行的“双歌”体和“单歌”体表现。苗族则用“飞歌”体。而在“汉字文化圈”的诸国,在牛女传说与七夕文化的接受和传播中,同样产生变异。因此造成传播地域的广阔性和文化生态的多样性。

《主流与分流》对目前展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很大的启迪作用。牛女传说和七夕节已经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并得到保护。对这一传说和风俗做系统的研究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缺少的环节。

牛女传说和七夕节是至今仍然传承于民间的文化事象,是古老风俗的延续。尊重遗产是保护的前提。但是目前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常常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和做法。如将牛女传说视为纯爱情故事;将七夕节定位为中国的情人节等。这是极其荒谬的。是对文化遗产的蔑视,也是对牛女传说和七夕文化产生与传播历史的无知。《主流与分流》铺陈牛女传说与七夕文化的历史流变,无疑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这对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很多启迪。作者不仅尊重历史,而且以地域的和民族的传承证明,牛女传说和七夕文化不仅是历史的遗存,而且是现实的传承。七夕节是流传了几千年的节日,其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就以节日的仪式而言,无论是从民间到宫廷还是从宫廷到民间,都经历了仪式化的过程。如七夕陈瓜果、供织女像、祭织女、看银河、听织女渡河声、葡萄架下听牛郎织女相会私语、讲牛郎织女及鹊桥故事等。此外还有许多道具被运用到仪式之中,如穿针乞巧、浮针卜巧、浮青芽(麦芽、豆芽等)卜巧、蛛网卜巧等。这些都是七夕文化的情节单元,而乞巧则是其母题。作者在书中特别提到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甘肃西和七夕节俗。西和乞巧节在当代的七夕文化的传承中可谓特例。仪式举行七天八夜且相当完整,承古而传今。将其称为中国七夕文化的活化石并不为过。有幸的是笔者2006年曾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专家组到西和考察那里的乞巧节风俗,考察迎巧、礼神、卜巧、送巧的仪式过程,至为感动。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的一员,我也曾力主将西和乞巧节列入国家非遗代表作名录。因为西和的乞巧风俗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史价值。关于西和乞巧风俗的历史记录,赵子贤先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收集编定的《西和乞巧歌》(香港银河出版社,2010年)中,得到历史的反映。而赵逵夫先生受其家父赵子贤先生影响,子承父志,多年来对西和乞巧节风俗做细致地田野考察,并主编完成《西和乞巧节》,对西和乞巧风俗作民俗志记载,功莫大焉。

现实版的乞巧风俗不止西和,全国许多地区都在传承。笔者也曾考察过广东七夕节风俗。七夕节广州人称为“七姐诞”。节日来临之际,妇女们事先制备好各类奇巧玩品,如用通草、色纸、芝麻、米粒等,制成各类花果、仕女、器物、宫室模子等,摆在供案上,祝贺七姐的诞辰,称为“摆巧”。实则是一种“赛巧”活动,和乞巧风俗一样,倍受妇女的欢迎。今天在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借助文献,打通古今是非常必要的。前人不讲古,后人失了谱。《主流与分流》给了我们以瞻顾历史的机会,在历史的文化长廊中漫游,穿越历史,体味牛女传说和七夕文化历史上的传承和流变,会更加珍惜这一文化,从而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信心。

有幸应赵逵夫教授相约,通读大作,将点滴感受记录如上,望方家指正。谨此为序。

                    陶立璠   癸巳岁(2013)初夏草于五柳居

作者: 来源:中国民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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